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提出“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相对快速,而市政服务、教育、表演艺术、饭店和休闲等很多服务部门都具有“停滞部门”的特征。

他认为,从整体上看,相对于制造业这样的“进步部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正如在表演艺术市场上,300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四个人演,300年后依然要四个人。这就是著名的“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此论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关注,许多人由此担忧发达国家服务业超越制造业的发展会引起“产业空洞化”。

且不论鲍莫尔由于统计的视野有限,忽视了电信、金融、商业流通等高增长的行业,他的那个以莫扎特四重奏的演出为例子的“劳动生产率”观也是有问题的。就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由于电子合成乐器的出现,一个人甚至可以演奏交响乐;音响设备和数字压缩高保真技术的发达,可以使人们在家里享受剧院的演奏效果。当然,只要对于艺术钟情的人都明白,电子化的艺术表现毕竟不同于艺术家的现场演奏,那种人性化、情感化的语境效果只有现场的演奏才会有,而这些是不能也不应该以简单量化的“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其价值的。按照普遍被认同的康德的最高律令:人始终是目的,而不应该是手段。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人的生活质量和享受高质量生活的能力的提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按照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工业化来定义‘发展’的狭隘观念,经常会涉及以下问题:某些政治的或社会的自由,例如政治参与和表达异见的自由,或者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是不是‘对发展有利’的。根据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一更为基本的观点,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往往缺乏一种重要的认识,那就是,这些实质性自由(即政治参与的自由,或者接受基本教育或医疗保健的机会)是发展的组成部分。”

在阿马蒂亚·森理论的影响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制订了一套综合衡量各国人类发展成就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每年以《人类发展报告》的形式公开出版,成为比较各国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参照系。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等人著作的《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一书则反思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强调了“科技发展只是社会进步的一环,高科技并不等于高成长,除非人──也就是我们自己──尊重与关怀的心,与科技一起成长”。

“鲍莫尔病”在于将经济增长的目标简单化,忽视了人类丰富多样的精神性、情感性需求,而这同样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同时它的病症还在于无视文化乃至人类的精神情感需求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价值。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当代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那里受到了重视。

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虽然说明了文化创意本身是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成就的,但我们也还得警惕急功近利的“劳动生产率”经济观。“鲍莫尔病”的症状也提示我们,对于文化的经济价值的认识需要一个远较一种简单的市场盈利模式开阔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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